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 Scott)刚刚荣获2020年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O. Hirschman)奖,这是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最高荣誉,以表彰他广泛而卓越的跨学科学术贡献。

该奖项两年颁发一次,授予那些在跨学科和全球化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以及公共传播方面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它以已故的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名字命名。 该奖2007年首次颁发,阿玛蒂亚·森,查尔斯·梯利等曾获得此项荣誉。今年是第七次颁奖,该奖项的三人提名委员会将斯科特称为“具有广泛影响力的跨学科研究学者的缩影”。斯科特将于2020年12月4日在纽约市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发表演讲。

三联书店2016年出版了斯科特的新作《逃避统治的艺术》,2019年出版修订译本。如同斯科特所有的著作一样,《逃避统治的艺术》也是一部极具有启发又容易引起争议的著作。借助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斯科特建构了一个通过逃避以实现自我治理的无国家空间,这颠覆了对于文明与野蛮、核心与边缘、统治与逃离的传统观念。这种颠覆性同时也带来大量的论争和批评。“三联学术通讯”曾在2019年推送过四篇对本书的讨论(见文末链接)。

以下文字选自《逃避统治的艺术》的结语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由此可见出斯科特的立论宏旨和理论关怀。

詹姆士·斯科特是美国人类学界研究农民问题的领军人物,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一书出版以后,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其《弱者的武器》和《国家的视角》都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上述三部著作都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斯科特现在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讲座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其主持的“农业研究”是一个跨国的高水平博士后研修项目,至今已经延续了近20年。

野性已经成为他们的特征和本质。他们享受野性,因为这意味着无视权威的自由和无须奉承领袖。这种自然的状态是对文明的拒绝,也是文明的对照。

当离奇的风俗和异域的山地部落在博物馆被兴高采烈地展示的时候,媒体和旅游者、公众,或者只有城市中产阶级,才开始通过认识他们曾经是什么,以及不是什么来了解自身。

我在这里试图描述和理解的世界正在迅速消失。对于我所有的读者来说,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看起来距离非常遥远。在当今世界,我们未来的自由依赖于驯化利维坦式国家,而非逃避它,这个任务让人望而生畏。生活在一个被完全控制、一个具有日益标准化制度模块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大西洋个人永久产权和民族国家分别是占最高支配地位的两个模块,我们在同时反抗前者所带来的财富和权力的巨大不平等,以及后者带来的对我们相互依存的生活制度的越来越严重的干扰。就像约翰·邓恩(John Dunn)清楚指明的,人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把他们的安全和繁荣如此悲惨地维系在统治他们的那些人的技能和良好意愿上”。他还补充说,我们所有的唯一且脆弱的驯化工具就是来自希腊的另外一个北大西洋模块:代议制民主。

我在这里所讨论的世界与此不同,国家还没有如此逼近,像现在这样横扫它面前的一切。如果从长远历史观点来看,直到不久以前,大多数人还是生存在这样的世界中。简单地说,我们可以区别4个时代:1)无国家的时代(到目前为止最长的时代),2)小国时代,这些小国被巨大和容易进入的无国家边疆所包围,3)国家权力扩张并压缩和围困边疆的时代以及最后,4)整个地球都是“行政空间”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边疆仅仅在传说中存在。从一个时代向下一个时代的前进在地理(比如,中国和欧洲比东南亚和非洲更早熟)和时间(边疆地区的消长取决于国家政权建设的强弱变化)上并不平衡,但是从长期趋势来看,毫无疑问,过程肯定是这样的。

非常巧的是,我们选择的被称为赞米亚的高地边疆地区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的人口避难区,这些人生活在国家的阴影之下,但是并没有完全被国家统合。在过去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技术能力的提高和统治者的野心共同削弱了我在这里的分析。赞米亚人的相对自主性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情况的适用性大为降低。在整个赞米亚有大量低地人口迁移到山地,包括汉、京、泰和缅甸人,他们或者是有计划,或者是自发的。这样的迁移同时满足了两个目标,首先是用原来被认为是忠于皇家的人口充实了边疆地区,并生产供出口的经济作物,同时又减少了谷地的人口压力。从人口学角度看,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先是吞并,然后是完全吸收。

直到最近,大多数人面对民族国家霸权时的基本政治选择还是到山地。这一选择不是如何驯化无可避免的利维坦式国家,而是如何对应于谷地国家的位置来摆放自己。存在着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遥远的、平等的和位于山顶,从事游耕和采集的社会,也就是尽可能地远离国家中心;另一个极端是建立接近谷地国家的等级群体,获得可能的纳贡、贸易和劫掠的利益。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一系列选择,而且选择也是可逆的。一个群体可以通过变更其居住地点、社会结构、习惯和生存模式来调整与国家的距离。甚至其实践和习惯没有改变,与其相邻国家的距离也会因为王朝的兴衰、战争和人口压力而悄悄地发生改变。

谁是赞米亚人?当然最初所有东南亚大陆的人都是赞米亚人,不管是在高地还是低地,因为他们不是任何国家的臣民。当第一批印度化的曼陀罗小国形成的时候,数量众多的尚未被统合为臣民的人就成了最早的自我管理的人群,他们的生存环境中已经包括了那些小国。考古研究使我们对这些非国家人口有所了解。这些发现表明,尽管存在着专业化和复杂的手艺,但其政治背景看上去却似乎是去中心化和相对平等的(大体上比较平等“随葬物品”可以表明这一点)。这些发现与考古学家所称的“多元分层结构”(heterarchy)相一致:没有统一等级制度的社会经济复杂体。我们的证据表明,山地的人口稀少,而且那些非国家的人口大部分生活在可耕种的高原或低地,但很少在不稳定的洪泛平原。

早期国家,特别是中原国家,在向适宜稻作的谷地扩张中,他们至少制造了两类“难民”,这些难民构成了后来山地的主要人口。第一类是迄今为止的平原地区无国家人群(其中的大部分已经变成了游耕民),他们处于水稻国家水平扩张的道路上。他们之中产生了最初的水稻国家的臣民。那些各种原因不希望被统合为国家臣民的人一定会将自己置于国家的势力范围之外,或者在远离核心区的平原,或者在难于进入的山地。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一部分非国家臣民的人口从来没有被直接统合到国家的结构中,包括那些早已经在山上的人和那些逃避早期国家的人。在很长时期内,随着逃避谷地王国的原国家臣民的一拨又一拨地迁移,山地的人口明显增加。移民的原因很多,包括逃避劳役、纳税、征兵、战争、王位竞争、宗教异端,所有这些都与形成国家密切相关。当出现战争、作物绝收或瘟疫使国家灭亡或迫使人们为了生存而逃命时,人们会突然发现自己处于无国家的状态。如果有慢速摄影,那么这些移民潮看起来就像是疯狂的碰碰车游戏,每一个新的移民潮都会推动原有的迁移,反过来,原有的移民或者会进行,或者会迁移到更早的移民地区。正是这个过程创造了“破碎区”,并有效地解释了为什么山地的认同和居住地点会像百衲衣一样不断变化和重建。

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赞米亚都是“国家作用的结果”,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国家建设和国家扩张的结果。难民的破碎地带和破碎区域不可避免地成为谷地国家建设的“黑暗双生子”。国家及受其影响而产生的破碎地带完全体现了这个已经用滥了的词的意思;每一方都处于另外一方的阴影下,因为有了对方才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谷地国家的精英是通过与他们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人的比较来确定自己作为文明人的地位,同时也依靠他们来进行贸易和增加其臣民的数量(通过捕获和诱惑)。反过来,山地的人口也依赖谷地国家获得重要的贸易物资,他们居住在距离谷地王国很近的地方以利于赚钱和打劫,同时又保持与王国的距离,不让自己在政治上处于直接控制之下。另外一类山地人群居住得更加遥远,内部也更加平等,他们的社会结构看来完全是谷地等级制度和权威的对立面。谷地人群和山地人群代表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政治领域(political spheres),一方是集中和均质的,另一方则是分散和异质的,但是每一方都在变化,而且每一方的人口构成中都有在不同时间陆续从对方拉过来的人力资源(human material)。

高地社会并非产生国家和文明的原始“物料”(stuff);高地社会是国家建设的反身物(reflexive product),是被设计出来逃避国家征收的。草原游牧业现在已经被普遍地看作那些要逃离农业国家,同时又希望获得国家所能提供的贸易和抢劫机会的次级适应(secondary adaptation),同样游耕也主要是次级适应。就像游牧一样,它也是人口分散,没有国家容易捕获的“神经中枢”。其生产过程中的逃避特征总是挫败国家的征收。由于其自我选择的偏远位置、复杂混合语言和文化认同、可以自己支配的生存策略、像中东地区“水母”部落一样的分裂和分散的能力,以及由国家宇宙观所带来的可以很快形成新的国家认同的能力,所有这些都使他们只要愿意,就可以成为国家的制造者和殖民地官员最恐怖的噩梦。事实上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做的。

从分析的角度说,我们必须回到山地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小村寨、分裂的宗族、核心家庭、游耕团体。山地家庭和社会单元的独一性、多元性和可替代性都不适合作为国家建设的原材料。有时候为了战争和贸易的目的,这些基本的社会单元组合成小的联盟,聚集在具有个人魅力的先知下,但是它们会很快分裂为其基本构成单元。如果说那些试图成为国家创造者的人对此感到失望,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也会同样备受打击。注意到这种流动性,特别是其主要族群认同中的空想特征,弗兰克斯·罗宾和曼迪·萨丹最近指出,从民族志的角度看,将分析关注在村庄、家庭和交换网络可能更正确。今后不要将族群性尊崇为“某种超级物品,涵盖着其他文化符号;它只能在族群外具有文化符号的作用”。族群之间的边界是相互渗透的,任何一个特定的认同都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变异体,在历史的不同时期,克钦和克伦的意义都不尽相同,因此,对于人群分类本身怀有某种程度的不可知论可能是应该的。如果我们接受罗宾和萨丹的明智建议,我猜想,一旦我们将山地的社会秩序和不断更新的认同看作策略,其目的在于将各种村庄、群体和网络相对于距离最近的谷地国家的引力作用重新定位,那么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象征意义上,上述的流动和明显的无序就都可以解释了。

我已经逐渐地将有关赞米亚,或者说山地的研究看作大量人口试图逃避国家,或被国家所驱逐的全球历史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纯的有关山地人群的研究。无疑,这样的任务是我个人所无法完成的,最好是由许多学者协作进行研究。即使单就东南亚来说,那也包含了许多超出我这里所能考察的内容。至少它应该包括海上吉卜赛(orang laut),他们逃避国家的办法就是驾船出海。分散在广大水域中,他们隐身于群岛的复杂水域中以逃避猎奴者和国家,同时,抢劫、奴役和偶尔打点零工。对于马六甲的马来苏丹国而言,他们就像对于沙皇军队而言的哥萨克。他们的历史与那些居住在红树林海岸和东南亚众多河流的不停变化的三角洲的人的历史纠结在一起。每一个这种地方都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巨大障碍,从而也成为避难所。

我们在这里也顺便列举一些其他的例子以说明那些在全球历史上同样属于超国家(extrastate)空间的人群和地形。吉卜赛、哥萨克、柏柏尔、蒙古和另外一些游牧民族都是国家边陲历史中最核心的内容。同样,如同在新世界、俄国、罗马和世界一样,当强制劳动力构成国家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逃奴社区也就成为这类全球历史中的另外一部分。此外还包括那些像多贡族(Dogon)一类从开始就逃避被捕获的非洲人。当然,所有殖民地区,面临灭绝威胁的或被赶出家园驱逐到新地方的本土人会构成这一历史中的很大部分。尽管他们在地理上、文化上和时间段上都很分散,但是关于这些避难区域的比较研究还是可以发现有许多共同之处。如果进行深入的历史考察,就像许多不同群体已经在修复的那些极为破碎的地区一样,他们都表现出我们在赞米亚所看到的族群和语言的复杂和多变。除了位于难于进入的遥远和边缘地区之外,这些人群还易于发展出尽可能分散、流动并征收的生存策略。他们的社会结构也适合分散、裂变和重组,他们展现给外部世界的印象是杂乱无章,没有固定的形式,要对其进行统一的管制,在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进入途径。最后,大部分位于超国家空间的群体在村庄和家庭层面表现出很强的,有时甚至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平等主义和自治传统,这种传统有效地了和等级制度。当然只是大部分,而不是全部。

在山地居住人群的文化中看起来已经聚集了大量复杂的技术使他们既可以逃避国家的统合,同时又可以从邻居那里获得经济和文化机会。在漫长历史中,他们认同的流动和模糊性构成了这些复杂技术的一部分。这一特征是如此显著,使国家的管理者如此苦恼,正像奥康纳所指出的,我们往往假设一个群体有着族群认同,而在东南亚,“人们经常改变其族群性和地方性,因此更恰当地说,应该是每个认同都有一个成员群体”。处于不稳定国家缝隙之间的破碎区域可能有一个特征,就是他们提倡认同适应性。山地文化就像已经准备好用于旅行的背包,这些背包中被填充了各种有助于跨越空间、跨越认同或者同时跨越两者的物质。他们广泛多样的语言和族群联盟、他们不断再造预言的能力、他们口头传承的短暂的代际谱系,以及不断分裂的能力,所有这些都成为他们跨越空间和认同的旅行装备。

有鉴于此,我们也许会重新考察费尔南·布罗代尔有关山地人群的结论,即“他们的历史一片空白,总是处于文明化巨大浪潮的边缘”。至少对于赞米亚来说,人们将彻底改变这一结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他们有着多重的历史,可根据环境的不同任选一种或者组合使用。他们既可以像阿卡和克钦人一样创造出悠久和精细的谱系,也可以像傈僳和克伦人一样,只有最短的谱系和移民的历史。如果看来他们没有确定的历史,那是因为他们学会了在不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里时便轻装前进。他们并非处于时间之外,也不是没有历史。

他们更像不定期的航船和吉卜赛人,独自忙碌于主要通商道路和国家之间,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如何使他们的灵活性最大化。他们渴望保留尽可能多的机会和选择,他们所传承的历史只是诸多选择中的一种。他们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历史,需要多少就有多少。

可以肯定地说,文化上的对立和地理上的偏僻遥远、流动、所选择的作物和耕作技术,以及“无法操控”的群龙无首般的社会结构都是逃避的手段。但是有一点我们一定要理解,他们所逃避的并非与国家发生关系,而是逃避处于臣民的地位。国家边陲地区的山地人群所要逃避的是财政国家(fiscal state)的严酷权力,以及国家从臣民直接征税和劳役的能力。然而他们事实上也在试图建立,有时甚至是很迫切地寻求建立与谷地国家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允许他们保留某种程度的政治自主。甚至大量的政治冲突也只是为了谋求成为某个低地市场最优惠的贸易伙伴。正像我们所看到的,山地与谷地处在互补的农业生态区位上,这意味着,相邻的谷地国家事实上都会为了获得山地产品和人口而展开竞争。

一种对各方有利的关系一旦被稳定下来,就可能正式形成进贡的关系。不管在仪式上或谷地的记录中进贡关系是如何不对等,但实际上都是有利于山地的伙伴。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从表面上看谷地的地位。在国家表面上强大的征税和征用人力的权力光环之外,处于阴影中的是通过纳贡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经常的经济交换。这个阴影区域代表了持久的互利贸易,多数情况下,这种互利贸易并不代表永久的政治上被统治。商品越小、越轻且价值越昂贵,那么这个阴影区域就越大,比如宝石、稀有药材和等,这类物品还有很多。

至于谷地大国的象征和宇宙观的范围,它们的影响范围很大,但很肤浅。不管是中国或印度的,或者有时候是外来的混合物,实际上所有的支持村庄之上的权威合法化的观念都是从低地借用的。这些观念从低地起程,并在山地被重组,以服务当地的目的。低地的宇宙观碎片、徽章、服饰、建筑和称号都被先知、巫医和野心勃勃的首领加以重组并装配成新的混合物,这个过程特别适合称为就地取材(bricolage)。象征物的原材料虽然从低地进口,但这并不妨碍高地的先知将其加工成千年期望,并进而被用来反对低地的文化和政治霸权。

在促成集体行动,以及克服社会碎片化所带来的、社会科学家所称的交易成本方面,从理论上说,低地的宇宙观所起的作用很可能与关于逃避国家的整体观点密切相关。那些有助于山地社会逃避国家的独有特征,包括分散、移动、族群复杂、人数不多的游耕群体,以及平等主义,都鼓励分裂,在团体组织和集体行动之路上设置了许多障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合作的唯一社会资源还是来自低地,那里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宇宙观也自然而然地随着他们进入高地。

事实上所有山地社会都有一套逃避国家的行为。在有些社会中,这些特征可以与某种程度的内部等级制度共存,他们不时地模仿国家。而另外一些群体在逃避国家的同时往往伴随着可以被称为防止内部国家建设的实践。阿卡、拉祜、傈僳和佤族看起来属于这一类,他们群龙无首、有着很强的平等和反对固定等级制度的传统。那些国家的社会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他们往往防备通过联姻造成任何固定的家族等级地位,在他们的许多传说中都有权力膨胀的头人被暗杀和驱逐的故事,而且在面临可能形成永久的不平等的时候,他们的村庄和家族往往会分裂成更小且平等的碎片。

在试图描述像赞米亚这样的碎片区和避难所时会遇到一个悖论。为了描绘山地社会的流动和可塑性,我们必须有个出发点,即使 “这个出发点”本身也是处于变化中的。我在谈到“克伦”、“掸族”和“果雄”的时候,是把它们作为一个坚实和稳定的社会组织单位进行描述的,然而他们不是这样,特别是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段内观察的时候。尽管有可能使读者和我自己都更加困惑和眼花缭乱,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想到这种流动是如此之快。有史以来,逃亡的低地人就在充实山地人口。同样,山地人群也在被同化到谷地国家的社会中。区分谷地和山地人群的本质“分界线”仍然存在,尽管大量跨越分界线的往来早已经存在。认同的梯度使任何固定的“认同边界”显得过于武断。当山地社会自身进行重组的时候,山地的个人、亲属群体和整个社区也在进行重组。而且因为山地的人群如此复杂地聚集在一起,当山地社会将自己置于与谷地国家相对应的位置的时候,他们也同时将自己置于与其他山地邻居相对应的位置。这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相对定位和相互适应在很大程度上是山地政治学的主旋律。如果这使我们头晕,那么值得自我安慰的是殖民者和国家官员也会头晕,而那些行动者自己对他们是谁和要做什么没有任何困惑或感到神秘。

对于国家边陲地区的人群来说,适应周边的国家所带来的危险和诱惑是很困难的实践活动。核心区的农民也已经发展出了日常生活策略,从而可以从政治中心地区的发展中获益,并保护自己以避免骚乱所带来的坏影响。施坚雅的作品详细叙述了明清时期中国农民用于应对王朝覆灭和稳定繁荣时期的各种行动。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这些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代表了那些留在原地继续从事定居农业的人所采取的防护措施。它显示了一种在被严格控制环境下的自我保护模式。观察核心区域农民如何采用这种方式适应有助于我们领会在国家边陲地方的人群有广阔得多的选择。

施坚雅认为,在王朝巩固、和平与贸易繁荣时期,地方社区会适应这个时期的各种机会,比较开放。经济活动专业化、贸易、行政和政治联系都很活跃,从而使社区可以从更大范围内的各种机会中获益。而在王朝覆灭、经济不景气、民间反抗和盗匪横行的时期则相反,社区就会退缩到自己的壳中以实现自我保护。按照施坚雅的描述,这种退缩会遵循如下的模式:首先是表面的退缩,然后是经济上的封闭,最后是自我保护的军事封闭。专业人员和商人都各自回家,经济的专业化消失,谨慎地守卫本地的食品供应,外来者被驱赶出去,从而形成了守护作物(crop-watching)的社会,并修建围栏,建立地方民兵组织。当逃跑和反叛都不可行的时候,面对外部环境的威胁,地方社区所能做的就是规范上(normative)、经济上和军事上脱离国家。他们毫不妥协地创造出一个自主和自给自足的空间,也就是在危险没有解除之前,完全切断与更大社会之间的依附关系。等威胁解除以后,地方社区会按照相反的程序开放:首先是军事,其次是经济,最后是规范。

赞米亚山地社会以类似但更为海阔天空的方式,在大量的结构中既可以选择移近与相邻政体形成紧密的结合,也可以远离他们。与施坚雅所讨论的固定在水稻田上的中国农民不同,高地人具有地理流动性,有能力搬到很远的地方。他们掌握着一系列的生存技术,因地制宜地或单一或混合地配置这些技术。高地社会本身毕竟主要是由一系列分离主义者所创造的,这些分离主义者完全有能力在某个方向上调整其分离活动的程度。这种调整可以在一个或多个维度上进行,而这对于核心区的农民是不可能的。第一个维度是地点:他们居住得越高越遥远,他们距离国家中心、猎奴和纳税就越遥远。第二个维度是规模和分散程度:他们的聚居点越小越分散,就越不会成为抢劫者和国家的目标。最后,他们可以,而且在调整其生存技术,每一技术都体现了与国家、等级制度和政治统合的对立。

在这种情况下,郝力菲尔·强森对比了三种生存策略:1)狩猎和采集;2)游耕;3)固定农耕。采集完全不怕征收,基本不允许社会不平等的存在;游耕征收,尽管也可能创造剩余并不时地产生,通常是暂时的、内部的等级制度。定居农业,特别是水稻,是便于征收和抢劫的,它们往往与大规模定居点和持久的等级制度联系在一起。这些技术可以按照不同比例进行调配并随着时间而进行调整,但是对于瑶/绵族来说,通过这些调整所表达出的选择实际上都是政治选择。

对于那些从事采集和游耕的人来说,采集和游耕都是为了在政治上脱离低地国家,而且采集比游耕更极端,距离国家也更远。

无论是居住地点还是社会或农业生态结构,高地群体都有很宽广的范围可以进行选择。他们分布在两个极端之间,一端是平原地区种植水稻并像农民一样被统合到谷地国家中,另外一端是则是采集和游耕,居住在遥远的山梁上有守卫的居住点,并以消灭外来敌人而著名。在这两个完全相反的极端之间,他们有着大量的混合选择机会。在这些机会中,人们在特定的时间会做出什么选择,就像施坚雅所阐述的中国农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当时的外部条件。在和平、经济扩张和国家鼓励定居的时候,山地群体会更多地接受定居耕作,搬到邻近国家核心的地方,建立纳贡和贸易关系,在文化和语言上变得更接近谷地文化。而在战争、动乱、苛捐杂税和猎奴时期,山地群体就会反方向运动,而且十有八九会有逃离国家核心区域的难民加入他们。

任何一个山地人群在某个特定时候都会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如山顶的游耕民和种植者。他们的文化似乎也是将他们界定为这种身份。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身份会发生很大变化,同样的族群会分成许多不同的碎片,他们处于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没有任何理由能够支持这些族群向单一方向发展。与此相反,从长远角度来看,我们有一切理由相信历史会充满重组和调整,他们有时进入,有时离开谷地国家,所有这些都作为“传统”被成功地包括到具有包容性的口头文化中。

值得提请注意的是,大多数采集者和游牧民,可能还包括游耕民,不是原始人的遗留,而是在国家的阴影中所产生的适应的产物。正像皮埃尔·卡拉斯特所设想的,群龙无首的采集者和游耕民的社会是精心设计的,从其特有的农业生态区位和与周边贸易中获益,同时又避免成为被统治的臣民。如果你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你可能会发现山地人群的移动性,人口稀少分散的社区,没有可继承的等级制度,他们的口头文化和丰富多样的生存与认同策略,可能还有他们热衷的预言等都特别适应混乱动荡的环境。比起创立自己的国家,他们更适合作为有国家的政治环境中的非臣民而存在。

英国和法国殖民地的官员在证明向其属民征收的苛捐杂税的合理性的时候,经常将纳税解释为生活在“文明社会”中必须支付的价格。通过这种不着边际的理论,他们巧妙地设置了三个圈套:他们实际上将其属民描述为是“前文明的”;他们将殖民地描述为理想的帝国;更重要的是,他们将“文明”与实际上的政权建立混为一谈。

有关文明的假想故事(just-so story)需要一个野蛮的未经驯化的对应物,它们往往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外,并最终被驯服和统合。我们所说的被假设出来的文明都是通过这种对立被界定的,不管是法国、缅甸、英国还是暹罗。这也是为什么实际上在部落和族群性开始的地方也就是统治和纳税停止的地方。

人们可以立刻看出,为什么这些主要是为了增强统治者的信心和凝聚力的假想故事在帝国的边疆没什么说服力。比如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儒家的古典教育,包括孝悌、守礼、忠君、爱民、知耻、清廉,放到19世纪中期云南和贵州的边疆地区,结果会如何。人们怎么可能不吃惊于帝国的想象与明清时期边疆地区现实的巨大差别。“生活中”的边疆与话语中的边疆完全不同,这里充斥着以权谋私的腐败官吏,军事冒险家和土匪,被放逐的官员和罪犯,土地侵吞者,走私犯和被迫的汉族移民。难怪汉族的文明理想在此没有任何基础。相反,无论对当地人还是反思的地方官员来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都足以使他们相信,文明的话语仅仅是谎言。

中国与东南亚的小乘佛教政体对理想和“文明化”的臣民的理解略有不同。在中国那里不存在用宗教来验证文明,尽管父权制家庭、祖先牌位和文字知识就已经意味着族群的同化。在缅甸或泰国,佛教和对僧侣(sangha)的崇拜已经构成了宗教的验证,尽管由于人力缺乏,东南亚大陆的国家也无法对其臣民挑挑拣拣。尽管印度式的古典王国像中国一样有着等级制度,但是有很高的族群包容性。

然而无论多么不同,因为强有力的财政和军事,这些国家都是水稻国家。实践中水稻国家尽最大的努力鼓励人口集中和从事灌溉水稻种植,这是它形成的基础。既然国家的臣民按照差不多相同的方式、在差不多相同的社区耕种同样的谷物,这使得土地评估、征税和管理都相对容易得多。在中原地区,父权制家庭作为基本的财产和管理单元还有助于进一步的社会控制。水稻国家的理想臣民也代表了国家景观和人类定居的愿景,在这些愿景中,被开垦的灌溉水稻平原以及在此居住的人类社区代表了有文化教养的理想社会。

另外,水稻国家的官员肯定会试图反对一切代表了不可征收景观的居住、生存和社会结构形式。他们反对,如果可能还会禁止分散的定居、采集、游耕和从核心区迁移。如果稻田意味着由被适当地组织起来的臣民和他们的产品所形成的文明景观,那么由此引申说,那些居住在遥远的山地和森林、不断轮换耕地并不断改变自己、不断组成并重新组成小的平等村寨的人,就是不文明的。当然,在这里最引人注意的是,文明景观和人口的理想与国家建设的景观和人口状况是如此相似,而不适合国家征收的景观和人口状况都被认为是不文明和野蛮的。从这个角度看,用于判断文明与不文明的有效坐标完全就是适合国家征收的农业生态特征。

按照谷地精英的观点,毫无疑问,生活在国家边缘地区与原始和落后是紧密相关的。人们将国家可控制范围之外的那些突出特点罗列出来就可以同时制作出一个不文明的特征清单。居住在无法进入的森林和山顶被认为是不文明。采集、包括为了商业利益而进行的林中捡拾、游耕都被定义为落后的。按照这种定义,分散和小规模定居都是落后的。地理上的流动和变换以及可变通的认同,既是原始的,也是危险的。如果不信谷地的宗教,或者不支付君主的赋税和宗教的什一税,那么这个人就被划在文明之外了。

在谷地的想象中,所有这些特征都是社会进化早期阶段的产物,而高居进化顶端的就是精英。山地人群处于早期阶段:他们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原始的,在水稻耕作之前,在城镇产生之前,在宗教之前,在文字之前,在成为谷地臣民之前。就像我们已经详细讨论过的,山地人群被污名化的那些特征正是那些逃避国家的人群所提倡和完善的特征,这些特征使他们可以避免放弃自主权。谷地对于历史的想象是错误的。山地人群不在任何事情之前。事实上,他们应该被理解为之后,后灌溉水稻、后定居、后臣民,甚至可能是后文字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他们代表了那些既要适应这个有国家的世界,同时又要保留在国家控制之外的人群所刻意形成的无国家状态,这也是对国家的反应。

谷地人对逃避他们的人群的农业生态、社会组织和流动性的理解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错误。他们可以说一直在将这些人正确分类。除了他们对历史顺序的理解大错特错之外,他们所贴的标签也错了。如果用“国家臣民”来代替“文明的”,用“非国家臣民”来替代“不文明的”,那么就差不多对了。

这部著作所关注的是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的问题。作者通过东南亚山地的历史指出,国家总是试图将山地的居民集中到平地,从事水稻种植,而山民则通过各种方式来逃避国家的控制。传统的观点将山地的居民看做是落后和野蛮的,国家政权延伸到这些地区被看做是推动了这些地方的进步。但是斯科特通过对这个地区历史的研究发现,看起来似乎是落后的山地少数民族可能并不落后,他们居住在山上,选择了不同于谷地的生活和生产方式是因为他们希望借此逃避国家的统治。

作者指出,他讨论的对手是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因为在布罗代尔那里,文明与国家经常是被混在一起的,而作者则强调,在国家统治范围之外,有着同样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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