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幅毕加索线年毕加索中国大展”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毕加索作品展。这位大师的作品上次来华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以“带给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的名义展出的毕加索上海画展。如今,在艺术品市场上,毕加索的作品日渐得到中国富豪的青睐。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对这位大师依旧陌生。

美术史家丝毫不惊讶,萨尔瓦多·达利,这位留着两撇不可一世的小胡子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旦踏上西班牙故土,第一件事就是狂奔至毕加索的窗台下高唱西班牙情歌,并且毫不介意整个过程中毕加索连半个脑袋也不曾探出。

对于整个西方艺术史而言,毕加索的名字隐含着某种宗教意味。而他所说的线岁时我就可以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这之后我向孩童学习如何绘画。”这句话,就印在目前正在举办的“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的入口处。大展于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1月10日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举办。

看这样一场展览要付出的代价是80元至120元,与看一场3D的《阿凡达》相当。不同的是,如果你在看《阿凡达》的时候折坏了3D眼镜,大约要赔偿数百元,而如果在毕加索大展上不慎划伤了其中一幅画,保险公司则要为你埋单至少1亿元人民币。

62件作品,包括48幅油画、7幅版画和7件雕塑,创作年代几乎横跨毕加索一生,这的确是一场“大”展。虽然对于法国国立毕加索美术馆馆长安妮·巴达莎莉来说,为了筹集翻新美术馆的资金而让毕加索“浪迹天涯”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对艺术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天降福音。

这批毕加索线亿元人民币,此前一直陈列在法国国立毕加索美术馆。无论是在安保、保险,还是运输、海关等各个环节,这批天价艺术珍品都享受着最高规格的礼遇。据说,法国文化部还派出一名安全专家,全面评估中方是否具备做这次展览的能力。比如,运载的卡车,不仅要求具备避震功能,还必须安装温湿度空调。举办开箱仪式前,展品周围布置了3道警戒线小时荷枪武装人员监控,另有3名保安携带3只警犬在周围布防。

这并不是毕加索作品首次来华。早在1983年,毕加索的作品就到过上海,尽管正好赶上了短暂的“毕加索热”而人潮涌动,但那次展览仅有25幅作品,也远不如此次大展具有代表性。

2004年,北京的紫禁城美术馆曾经展出过毕加索的版画。其中,“斗牛”系列因为被认为是毕加索画作中少见的带有“中国风”的作品而大受追捧,但版画毕竟不是这位艺术大师的主业,并不能完整地展现其全部艺术才能。

对此,巴达莎莉说:“上一次毕加索作品来中国是在1983年,大家已经等了28年,下一次可能还要再等50年,甚至更久,你也可以把这看做一次属于中国的机会。”

上海大展涵盖了毕加索从童年到晚年各个时期的创作,从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粉红时期、立体主义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一直到田园时期。用巴达莎莉的话来说,它们“勾勒了毕加索漫长绘画生涯的脉络,这道蜿蜒了70年岁月的时间痕迹,回溯了他渴望回到童年的漫长旅程”。

开启展览的《赤足的少女》是毕加索14岁时的天才之作。昏黄的光影里,椅子和地面的空间关系被隐藏,女孩裙子的颜色从朱红到暗红渐变起伏。这也是毕加索最为珍爱的作品之一,曾经跟随他30多年。毕加索临终前,这件作品就挂在他的床头。

相比之下,蓝色时期的代表作《男子肖像》中的男子消瘦而沉郁,他的衣服、头发、眼睛、眉毛乃至身后的背景都以不同层次的蓝色绘成。据说,当时的毕加索还未能在巴黎站稳脚跟,“便宜的蓝色颜料”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原因,但更具“历史主义色彩”的一个来由是毕加索好友卡萨吉玛斯的自杀。毕加索后来对传记作者皮埃尔·戴说过,“因为想到卡萨吉玛斯,我才开始使用蓝色”。

代表着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穿小丑衣服的保罗》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这是毕加索为儿子保罗所画的一幅肖像。这幅肖像完整而忠诚地展现了对象的面容。有着天使般面容的保罗头戴尖帽,穿着夸张的小丑服装,用纯真而又略有些忧郁的眼神看向画外,恐怕会引起许多观众的怜爱之情。毫不意外,这幅作品被上一站的中国台北观众评为“我最喜欢的毕加索作品”。

与相对忠诚于描摹对象的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粉红时期与新古典主义时期相比,毕加索其他几个时期的画作看上去就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无论是结构复杂形体难辨的立体主义时期、色彩鲜艳如梦如幻的超现实主义时期、剧烈变形抽象夸张的蜕变时期还是综合了各种风格的田园时期,都令普通的观众大惑不解。

专门前来捧场的香港影星张曼玉就表示,自己最喜欢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粉红时期的作品。这是毕加索20到25岁时的作品,属于早期写实风格,而毕加索进入立体主义以后的作品,相对更加抽象和难以理解。借用一名参观者的话说就是:“天哪!一只用方块拼成的猪!”

或许因此,在“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上,策展方使用了一种近乎于八卦的方式来介绍毕加索,困惑的观众甚至可以将这次画展看作一次“毕加索情史展”。

毕加索一生中最重要的7个女人中,将有6位出现在这次大展上:费尔南德、奥加尔、玛丽·德蕾莎、朵拉·玛尔、弗朗索瓦丝以及杰奎琳。惟一缺席的是艾娃。台湾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高玉珍曾想向巴黎毕加索美术馆借一幅艾娃的肖像,遭到了婉拒。

《女子头像》是毕加索为初恋情人费尔南德所创作的一尊青铜雕塑,这尊雕塑原先是泥塑的,后来又翻成青铜。在这尊雕塑上,大大小小的几何面呈现了近乎完美的体积感,启示了雕塑向“立体主义”发展的方向。

在蜕变时期创作的《玛丽·德蕾莎肖像》和《朵拉·玛尔肖像》背后,是两个女人争风吃醋的一场大战。据说,这两个为爱疯狂的女人曾经在毕加索的画室中大打出手,最终“德蕾莎打了朵拉一拳之后便痛哭着跑出画室,朵拉满嘴是血,瑟瑟发抖”。整个过程中,毕加索没有停下画笔,而是冷冷地看着,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两只动物”。

作为惟一一个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人,弗朗索瓦丝也是毕加索惟一一个无法彻底征服的女人。在他们交往的早期,毕加索想要与弗朗索瓦丝同居,这位倔强的女人竟然不识抬举地回信要求“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收到回信,毕加索迅速杀到了弗朗索瓦丝的住处。情人的房门刚刚打开,毕加索“就将一截还未燃尽的烟头摁在了她的脸上”,给弗朗索瓦丝“如同雕塑一样漂亮的脸蛋上”留下了一个“许多年后才消失的印记”。然而,整个过程中,弗朗索瓦丝却像个局外人一样,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令大师更加恼怒与无措。

这位优雅而独立的女士与她和毕加索的一对儿女一同出现在《作画的克洛德、弗朗索瓦丝和帕洛玛》上。如今,帕洛玛是世界知名的珠宝设计师。11月17日,她来到“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躲避开媒体的镜头,要求“独自一人好好看看父亲的画”。站在远处的工作人员看到,在《作画的克洛德、弗朗索瓦丝和帕洛玛》面前,她驻足停留,暗自抹泪。

毕加索的最后一位情人也是第二任妻子杰奎琳出现在田园时期的画作《家庭》上。杰奎琳对毕加索的崇拜和她的控制欲望同等强烈,这位将毕加索称为“太阳”的女人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保罗的拜访。即便保罗一家得以进入等候室,杰奎琳也总是将食指放在嘴唇上,冷淡而威严地说:“安静点,‘太阳’正在下楼。”年迈的毕加索这时已经将全身心放在了创作上,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杰奎琳打理,然而,得到了权力与财富的杰奎琳依然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毕加索去世后不久,如同“被魔鬼抽走了灵魂”的她选择了自杀。

现代艺术史上最具“浮士德精神”的大师毕加索,带给他的情人们的,大多是疯狂、绝望、孤独与嫉妒。然而,就是这位著名的“唐璜”,在政治抱负上却呈现出惊人的忠诚。1944年末,法国《人道》杂志刊登了一则引起震动的消息:与埃菲尔铁塔齐名的大画家毕加索宣布加入法国。毕加索真的相信,在巴黎解放之后,他在自己画作中寻找的新世界和对未来的承诺不谋而合。这位一直将女人与艺术、爱与死亡紧密相连的画家,在与的“婚姻”中也找到了艺术的新方向。不过,如同那些令他着迷而又愤怒的情人一样,这个新方向是复杂的。

除了为“党内人士”所作的几张肖像之外,毕加索的画作极少涉及员的身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党绝对的诚意”。尽管如此,那时的法国显然并不欣赏他的艺术风格,为斯大林所画的肖像甚至引起了党内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令画家甚是委屈。

1953年,中国画家张大千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内。这并不是毕加索与中国画家的第一次接触,就在几个月前,中国文化代表团就曾到访于此,其中就包括画家张仃,在那次访问过后,张仃为毕加索留下了一本齐白石的画册。

张大千有幸聆听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的看法。一进门,毕加索就说,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要来巴黎学习艺术。之后,毕加索又向张大千展示了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画作,一共厚厚的四大本。

“纵观世界,说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其次是日本,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根源于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人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毕加索这样感叹道。

尽管这样一个事件被慢慢演义为“毕加索因为齐白石不敢来中国”的奇怪传闻,这位一向吝于赞美的“艺术国王”对中国艺术的崇拜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我会用毛笔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毕加索曾如是说。有趣的是,与毕加索的女儿帕洛玛一样,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也来到了这次展览上,并将毕加索与张大千的合影送给了帕洛玛,完成了一次令人动容的世纪会面。

不过,中国民众对毕加索产生兴趣,远没有来得这么迅速与深刻。即使是在刚刚从“苏联写实模式”中摆脱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美术学院的学生对于毕加索的细心研习也是转瞬即逝。几乎是立刻地,眼界突然开阔了的中国艺术家们转向了更为“新潮”的战后与当代艺术。近些年来,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名字对于文艺小青年来说,更是要比毕加索酷不止一百倍。

但在艺术市场上,毕加索终于成为了中国金主们的猎物。今年苏富比春拍的夜晚冠军,毕加索的杰作《阅读的妇女》被中国买家以2130万美金的高价买下。另据外媒爆料,2010年苏富比春拍上以创纪录的1.06亿美金拍下毕加索《裸女、绿叶和半身像》的,也是一位神秘的中国买家。一直以来,中国买家都更倾向于购买本国的艺术品,这两次竞拍“壮举”,也许显示了国内顶级藏家的微妙的趣味转向,也无疑说明,毕加索在当代中国正慢慢赢得其应有的号召力。

这样的号召力,或许可以帮助此次上海大展的民间承办者不致亏本。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如今正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驻足欣赏毕加索作品的人来说,毕加索也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名字。那些依然担心“看不懂毕加索”的人,则可以有三种选择:租一台导览器,询问来自于美术院校的志愿者们,或者干脆只是试图“感受”而不是“理解”。据说,巴达莎莉正致力于寻找北京的“路子”和场馆,以便毕加索在前往其他亚洲城市之前先去一趟北京。

62幅毕加索线年毕加索中国大展”是中国大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毕加索作品展。这位大师的作品上次来华是在改革开放后不久的1983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访华,以“带给中国人民的友好礼物”的名义展出的毕加索上海画展。如今,在艺术品市场上,毕加索的作品日渐得到中国富豪的青睐。但另一方面,中国公众对这位大师依旧陌生。

美术史家丝毫不惊讶,萨尔瓦多·达利,这位留着两撇不可一世的小胡子的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旦踏上西班牙故土,第一件事就是狂奔至毕加索的窗台下高唱西班牙情歌,并且毫不介意整个过程中毕加索连半个脑袋也不曾探出。

对于整个西方艺术史而言,毕加索的名字隐含着某种宗教意味。而他所说的线岁时我就可以画得像拉斐尔一样好,这之后我向孩童学习如何绘画。”这句话,就印在目前正在举办的“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的入口处。大展于2011年10月18日至2012年1月10日在上海世博园中国馆举办。

看这样一场展览要付出的代价是80元至120元,与看一场3D的《阿凡达》相当。不同的是,如果你在看《阿凡达》的时候折坏了3D眼镜,大约要赔偿数百元,而如果在毕加索大展上不慎划伤了其中一幅画,保险公司则要为你埋单至少1亿元人民币。

62件作品,包括48幅油画、7幅版画和7件雕塑,创作年代几乎横跨毕加索一生,这的确是一场“大”展。虽然对于法国国立毕加索美术馆馆长安妮·巴达莎莉来说,为了筹集翻新美术馆的资金而让毕加索“浪迹天涯”是一种无奈之举,但对艺术爱好者来说无疑是天降福音。

这批毕加索线亿元人民币,此前一直陈列在法国国立毕加索美术馆。无论是在安保、保险,还是运输、海关等各个环节,这批天价艺术珍品都享受着最高规格的礼遇。据说,法国文化部还派出一名安全专家,全面评估中方是否具备做这次展览的能力。比如,运载的卡车,不仅要求具备避震功能,还必须安装温湿度空调。举办开箱仪式前,展品周围布置了3道警戒线小时荷枪武装人员监控,另有3名保安携带3只警犬在周围布防。

这并不是毕加索作品首次来华。早在1983年,毕加索的作品就到过上海,尽管正好赶上了短暂的“毕加索热”而人潮涌动,但那次展览仅有25幅作品,也远不如此次大展具有代表性。

2004年,北京的紫禁城美术馆曾经展出过毕加索的版画。其中,“斗牛”系列因为被认为是毕加索画作中少见的带有“中国风”的作品而大受追捧,但版画毕竟不是这位艺术大师的主业,并不能完整地展现其全部艺术才能。

对此,巴达莎莉说:“上一次毕加索作品来中国是在1983年,大家已经等了28年,下一次可能还要再等50年,甚至更久,你也可以把这看做一次属于中国的机会。”

上海大展涵盖了毕加索从童年到晚年各个时期的创作,从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粉红时期、立体主义时期、新古典主义时期、超现实主义时期、蜕变时期一直到田园时期。用巴达莎莉的话来说,它们“勾勒了毕加索漫长绘画生涯的脉络,这道蜿蜒了70年岁月的时间痕迹,回溯了他渴望回到童年的漫长旅程”。

开启展览的《赤足的少女》是毕加索14岁时的天才之作。昏黄的光影里,椅子和地面的空间关系被隐藏,女孩裙子的颜色从朱红到暗红渐变起伏。这也是毕加索最为珍爱的作品之一,曾经跟随他30多年。毕加索临终前,这件作品就挂在他的床头。

相比之下,蓝色时期的代表作《男子肖像》中的男子消瘦而沉郁,他的衣服、头发、眼睛、眉毛乃至身后的背景都以不同层次的蓝色绘成。据说,当时的毕加索还未能在巴黎站稳脚跟,“便宜的蓝色颜料”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经济原因,但更具“历史主义色彩”的一个来由是毕加索好友卡萨吉玛斯的自杀。毕加索后来对传记作者皮埃尔·戴说过,“因为想到卡萨吉玛斯,我才开始使用蓝色”。

代表着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穿小丑衣服的保罗》也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这是毕加索为儿子保罗所画的一幅肖像。这幅肖像完整而忠诚地展现了对象的面容。有着天使般面容的保罗头戴尖帽,穿着夸张的小丑服装,用纯真而又略有些忧郁的眼神看向画外,恐怕会引起许多观众的怜爱之情。毫不意外,这幅作品被上一站的中国台北观众评为“我最喜欢的毕加索作品”。

与相对忠诚于描摹对象的童年时期、蓝色时期、粉红时期与新古典主义时期相比,毕加索其他几个时期的画作看上去就像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无论是结构复杂形体难辨的立体主义时期、色彩鲜艳如梦如幻的超现实主义时期、剧烈变形抽象夸张的蜕变时期还是综合了各种风格的田园时期,都令普通的观众大惑不解。

专门前来捧场的香港影星张曼玉就表示,自己最喜欢毕加索蓝色时期和粉红时期的作品。这是毕加索20到25岁时的作品,属于早期写实风格,而毕加索进入立体主义以后的作品,相对更加抽象和难以理解。借用一名参观者的话说就是:“天哪!一只用方块拼成的猪!”

或许因此,在“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上,策展方使用了一种近乎于八卦的方式来介绍毕加索,困惑的观众甚至可以将这次画展看作一次“毕加索情史展”。

毕加索一生中最重要的7个女人中,将有6位出现在这次大展上:费尔南德、奥加尔、玛丽·德蕾莎、朵拉·玛尔、弗朗索瓦丝以及杰奎琳。惟一缺席的是艾娃。台湾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高玉珍曾想向巴黎毕加索美术馆借一幅艾娃的肖像,遭到了婉拒。

《女子头像》是毕加索为初恋情人费尔南德所创作的一尊青铜雕塑,这尊雕塑原先是泥塑的,后来又翻成青铜。在这尊雕塑上,大大小小的几何面呈现了近乎完美的体积感,启示了雕塑向“立体主义”发展的方向。

在蜕变时期创作的《玛丽·德蕾莎肖像》和《朵拉·玛尔肖像》背后,是两个女人争风吃醋的一场大战。据说,这两个为爱疯狂的女人曾经在毕加索的画室中大打出手,最终“德蕾莎打了朵拉一拳之后便痛哭着跑出画室,朵拉满嘴是血,瑟瑟发抖”。整个过程中,毕加索没有停下画笔,而是冷冷地看着,像是在看“动物园里的两只动物”。

作为惟一一个主动离开毕加索的女人,弗朗索瓦丝也是毕加索惟一一个无法彻底征服的女人。在他们交往的早期,毕加索想要与弗朗索瓦丝同居,这位倔强的女人竟然不识抬举地回信要求“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收到回信,毕加索迅速杀到了弗朗索瓦丝的住处。情人的房门刚刚打开,毕加索“就将一截还未燃尽的烟头摁在了她的脸上”,给弗朗索瓦丝“如同雕塑一样漂亮的脸蛋上”留下了一个“许多年后才消失的印记”。然而,整个过程中,弗朗索瓦丝却像个局外人一样,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令大师更加恼怒与无措。

这位优雅而独立的女士与她和毕加索的一对儿女一同出现在《作画的克洛德、弗朗索瓦丝和帕洛玛》上。如今,帕洛玛是世界知名的珠宝设计师。11月17日,她来到“2011毕加索中国大展”,躲避开媒体的镜头,要求“独自一人好好看看父亲的画”。站在远处的工作人员看到,在《作画的克洛德、弗朗索瓦丝和帕洛玛》面前,她驻足停留,暗自抹泪。

毕加索的最后一位情人也是第二任妻子杰奎琳出现在田园时期的画作《家庭》上。杰奎琳对毕加索的崇拜和她的控制欲望同等强烈,这位将毕加索称为“太阳”的女人总是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保罗的拜访。即便保罗一家得以进入等候室,杰奎琳也总是将食指放在嘴唇上,冷淡而威严地说:“安静点,‘太阳’正在下楼。”年迈的毕加索这时已经将全身心放在了创作上,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交给杰奎琳打理,然而,得到了权力与财富的杰奎琳依然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毕加索去世后不久,如同“被魔鬼抽走了灵魂”的她选择了自杀。

现代艺术史上最具“浮士德精神”的大师毕加索,带给他的情人们的,大多是疯狂、绝望、孤独与嫉妒。然而,就是这位著名的“唐璜”,在政治抱负上却呈现出惊人的忠诚。1944年末,法国《人道》杂志刊登了一则引起震动的消息:与埃菲尔铁塔齐名的大画家毕加索宣布加入法国。毕加索真的相信,在巴黎解放之后,他在自己画作中寻找的新世界和对未来的承诺不谋而合。这位一直将女人与艺术、爱与死亡紧密相连的画家,在与的“婚姻”中也找到了艺术的新方向。不过,如同那些令他着迷而又愤怒的情人一样,这个新方向是复杂的。

除了为“党内人士”所作的几张肖像之外,毕加索的画作极少涉及员的身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党绝对的诚意”。尽管如此,那时的法国显然并不欣赏他的艺术风格,为斯大林所画的肖像甚至引起了党内暴风骤雨般的批评,令画家甚是委屈。

1953年,中国画家张大千来到了毕加索的画室内。这并不是毕加索与中国画家的第一次接触,就在几个月前,中国文化代表团就曾到访于此,其中就包括画家张仃,在那次访问过后,张仃为毕加索留下了一本齐白石的画册。

张大千有幸聆听了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对中国艺术的看法。一进门,毕加索就说,我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要来巴黎学习艺术。之后,毕加索又向张大千展示了自己临摹的齐白石的画作,一共厚厚的四大本。

“纵观世界,说到艺术,第一是你们中国;其次是日本,当然,日本的艺术又根源于中国;第三是非洲的黑人艺术。除此之外,白种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艺术!”在这次重要的会面中,毕加索这样感叹道。

尽管这样一个事件被慢慢演义为“毕加索因为齐白石不敢来中国”的奇怪传闻,这位一向吝于赞美的“艺术国王”对中国艺术的崇拜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我会用毛笔的话,一定会是一个出色的书法家”,毕加索曾如是说。有趣的是,与毕加索的女儿帕洛玛一样,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也来到了这次展览上,并将毕加索与张大千的合影送给了帕洛玛,完成了一次令人动容的世纪会面。

不过,中国民众对毕加索产生兴趣,远没有来得这么迅速与深刻。即使是在刚刚从“苏联写实模式”中摆脱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美术学院的学生对于毕加索的细心研习也是转瞬即逝。几乎是立刻地,眼界突然开阔了的中国艺术家们转向了更为“新潮”的战后与当代艺术。近些年来,波普艺术大师安迪·沃霍尔的名字对于文艺小青年来说,更是要比毕加索酷不止一百倍。

但在艺术市场上,毕加索终于成为了中国金主们的猎物。今年苏富比春拍的夜晚冠军,毕加索的杰作《阅读的妇女》被中国买家以2130万美金的高价买下。另据外媒爆料,2010年苏富比春拍上以创纪录的1.06亿美金拍下毕加索《裸女、绿叶和半身像》的,也是一位神秘的中国买家。一直以来,中国买家都更倾向于购买本国的艺术品,这两次竞拍“壮举”,也许显示了国内顶级藏家的微妙的趣味转向,也无疑说明,毕加索在当代中国正慢慢赢得其应有的号召力。

这样的号召力,或许可以帮助此次上海大展的民间承办者不致亏本。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如今正在上海世博会中国馆驻足欣赏毕加索作品的人来说,毕加索也将不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的名字。那些依然担心“看不懂毕加索”的人,则可以有三种选择:租一台导览器,询问来自于美术院校的志愿者们,或者干脆只是试图“感受”而不是“理解”。据说,巴达莎莉正致力于寻找北京的“路子”和场馆,以便毕加索在前往其他亚洲城市之前先去一趟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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